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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梅岭三章

[大余新闻] 看大余交通局如何解决火车站之公交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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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9 17:35:38 | 显示全部楼层
黄牛也炒大余——广州东的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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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2 10: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广州东——大余火车票天天都没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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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2 10:37:47 | 显示全部楼层
希望高人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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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2 10:38:58 | 显示全部楼层
今年国庆从广州回大余的人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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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22:59 | 显示全部楼层
2017的国庆中秋,大余——广州来回的火车票根本无法买到,估计是给南雄佬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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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27:08 | 显示全部楼层
2017年9月7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钟旭辉实地调研我县公共交通工作。
  钟旭辉来到城区部分公交站点和汽车站等地实地察看,并登上两路公交车体验,与市民乘客细致交谈,详细了解城区公交线路、站点布局、乘客量和市民出行是否方便等情况。听取交通、城管、交管等单位部门工作汇报,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意见建议,对优化城区公交运行、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进行安排部署。
  钟旭辉指出,近年来,为方便群众出行,各相关部门和企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群众出行难问题涉及面广,满足的需求层次不一样,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需要提升和完善的地方。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在思想认识上高度重视,围绕问题导向,想方设法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要科学合理优化好公交线路,通过微公交等多种途径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企业要加强管理,提升司乘人员素质,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各部门要齐心协力支持城市公交运行,加强行业管理,严厉打击黑车等违法违规行为;要科技创新,用新的思维、新的理念去谋划公交事业,加快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通过多种途径让群众出行真正方便快捷。
  县交通运输局、城管局、交管大队、工业园管委会、通达汽运公司相关负责人,部分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陪同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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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29:35 | 显示全部楼层
县长大人调研公交出行有关细节希望公示出来,看看下一步大余是如何改善群众出行难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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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32:38 | 显示全部楼层
大余古称南安,位于江西省西南端,赣、粤、湘三省交汇处,国土面积1368平方公里,辖11个乡镇、105个行政村、13个社区,总人口3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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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35:01 | 显示全部楼层
南雄市地处广东省东北部,大庾岭南麓,毗邻江西,全市总面积2326.18平方公里,辖18个镇(街道),232个村(居)委会,户籍人口48万。南雄是“中央苏区县”、“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中国“黄烟之乡”、“银杏之乡”、“恐龙之乡”、“特色竹乡”、“姓氏文化名都”,全国绿化模范单位,还是广东省“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双拥模范县(市)”、“历史文化名城”、“林业生态县”。近年来,南雄市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38.4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5.8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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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37:59 | 显示全部楼层
48-31=17万人,不多呀,南雄比大余多了17万人,但每次从广州回来,火车一到南雄哇全部走光了,只剩下不多的大余佬和少量的赣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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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41:26 | 显示全部楼层
估计是南辕北辙造成的吧,大余人往北走,南雄人往南飞,造成了节假日火车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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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45:19 | 显示全部楼层
南雄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为百越地,战国属楚,秦属南海郡,两汉为南野县,三国时属吴国南野县卢陵郡。唐光宗元年(公元684年)置浈昌县,南汉乾亨四年在浈昌县置雄州,宋开宝四年置南雄州,明洪武元年置府,清嘉庆十二年改为直隶南雄州,民国时改为南雄县,隶属广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沿袭不变,1996年撤县设市。南雄革命历程辉煌,1930年划归中央苏区管辖;《毛泽东选集》中提及的“水口战役”在此打响;红军长征后,项英、陈毅、陈丕显在南雄开展了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元帅在此写下著名的《梅岭三章》;1939年冬,中共广东省委迁驻南雄瑶坑,领导了全省的抗日救亡运动。2010年,南雄市被确认为“中央苏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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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45:59 | 显示全部楼层
南雄交通区位优越。南雄历来有“居五岭之首,为江广之冲”和“枕楚跨粤,为南北咽喉”之称,自唐代名相张九龄奉旨开凿驿道后,就是岭南通往中原之要道。现在,广东的主要出省通道——韶赣铁路、韶赣高速公路、G323线、S342线贯穿全境,信丰(省界)至南雄高速公路列入省高速公路规划网、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通过评审,四通八达的地方公路构成了南雄快捷便利的交通网络。从南雄到广州只需要3小时,到江西赣州只要2个小时。南雄已成为粤北和华南地区进入华中、华东地区的“桥头堡”,起到了承接珠三角、对接长三角的重要枢纽作用。交通环境的日趋成熟,进一步密切了南雄与外界特别是与珠三角等地区的联系。可以说,南雄已基本融入珠三角3小时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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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4 10:46:58 | 显示全部楼层
南雄和大余的简历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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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6 12:18:12 | 显示全部楼层
建议将“大余”县名恢复为1957年之前的“大瘐”
建议将县名“大余”恢复为1957年前的原名“大庾” 同是江西的鄱阳县也是在1957年简化为波阳县,于2003年经民政部批准恢复为鄱阳县。由此可见,在1957年简化字历史浪潮中,全国各地都有简化地名的例子,但人家都陆续先后恢复原名。这说明,从国家政策,实施落实,是可行的。趁着近年振兴原赣南苏区的大好时机,大余县恢复原名为大庾县,也是可行的。请民政局领导予以考虑,安排策划,向县里,直至民政部申请。办成了,也是你们民政局,这一届县领导班子的一件政绩,利民利县。何乐不为? 地名即是地方的名片。大余这个县名,太简单,没内涵。恢复原名大庾,好处很多,仅举例二三:1,恢复原名大庾,有历史底蕴,有文化传承;2,我县现在争创旅游名县等五名县,六大攻坚战。要发展旅游业,用大庾更有优势,显得有历史文化底蕴,更有内涵。3,全国现在生僻字地名多了,就是要让人一下认不出来,他才会感兴趣,去了解。也是一种宣传。要的就是与众不同,有特色。改个名,气象万新。好处太多了,请领导们好好研究,希望能尽早实现原名大庾。做成这件大好事。 2017、7、18
对《关于将大余县县名改回大庾县》的答复 首先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您提出“建议将大余县县名改回大庾县县名”的建议,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大余县原名大庾县,因大庾岭而得名,隋开皇十年(590)始建大庚县,属广州总管府,十六年(596)叉撤县为镇,改归虔州南康县。唐神龙元年(705)复置大庾县。自此,区域和隶属领辖关系因朝代更换而多有变动,但县置未有更改,这是史实。大余的发展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本县境内就有人类活动;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始建置横浦关于塞岭大庾岭),本县境属豫章郡南懋县;豫章郡分立庐陵郡后,叉属南懋县改名后的南野县;后庐陵郡分置南部都尉,南野县又分置南安县(本境为南安县地);晋太康元年(280)南安县改为南康县;梁太宝元年(550)本县境转属始兴郡;隋开皇元年(581),始兴郡分噩安远郡(本县境属之);隋开皇十年(590),改安远郡为大庾县(包括今大余、崇义、南雄、仁化的部分地区),大庾县名以此为始。开皇十六年(596),大庾撤县为镇,庾岭南入始兴县,庾岭北入南康县,唐神龙元年(705)又复置县;宋淳亿元年(990)置南安军,治大庾(下辖南康、大余、崇义),元、至元十四年(1277)改南安军为南安路总管府,明、清叉改路为府。从历史上看大庾县名称境域范围有很大的变动,所指范围也较广。不仅仅只指我们现有的大余县境。 现在大余县的“余”和历史上的大“庾”县的“庾”,确实是两个不同的字,余也不是庾的简化字,余的繁体字是“馀”只不过两字的读音相近。大庾岭古名塞上(也有称塞岭的)、台岭,又名梅岭、连豁山、东桥。也相传汉伐南越,监军庾胜筑城于此而名,又另说,因山形似庾而名。 您提出将现在的“大余县”改名,恢复过去的“大庾县”名,确有其历史根源和依据,也有利文史考证,对将来打余的文化和经济发展也有好处,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要更名的条件尚不够成熟。自1957年5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大庾县改名为大余县后,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熟知过去大庾县名的人已为数不多。要改县名是一个浩大工程,不是三五几天或三五几个月就能完成的,它涉及到全县的千家万户,从政府部门到普通百姓;从矿企业到乡镇村组;从邮政通讯到户籍身份;从土地管理到房产登记等等各个方面,都要全面动起来,没有一定经济实力,没有三五几年的时间是完不成的。因此,大余县的更名,暂时不能启动。感谢您对大余的热爱和关心,感谢您对家乡建设和发展的支持!大余县民政局
2017、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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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6 12:19:15 | 显示全部楼层
改名,看来还是经济决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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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0 17:42:12 | 显示全部楼层
刚才查询了一下12306,发现有广州到南雄的火车,且票源丰富,哈哈,就是要多转一下,到南雄后再转汽车回大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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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1 11:34:04 | 显示全部楼层
离国庆中秋双节越来越近了,哈哈,看来这次只好座汽车回大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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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1 11:34:52 | 显示全部楼层
大余如果改回大庾多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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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1 11:40: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最近七十年,中国为何五次大改地名?
来源: 腾讯网  时间:2016-05-06 09:21
  现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地名普查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据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3月份的决定,本次普查,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重点清理整治居民区、街巷存在的“大、洋、怪、重”地名。《人民日报》也在4月份刊文表态:“像‘徽州’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

  此次地名清查的核心主旨是“文化保护”。其实呢,自1949年以来,中国已有过4次大规模的地名更改潮,原因各有不同。


  第一次改名潮,取消了一批被认为带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


  1951年,政务院下发文件,要求清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地名。随后,相当数量被认为具有华夏文化优越感的地名被取消,如归绥更名为呼和浩特、迪化更名为乌鲁木齐、景化县更名为呼图壁县、懋功县更名为小金县、镇南关更名为睦南关……基本上,地名凡含有“绥”、“化”、“平”、“镇”、“宣”这类彰显中央王朝、华夏文明影响力所及之字眼者,都被更改了。①


  这场更名运动,本意是好的(理念不论)。但具体到某个地名,是否有充足的必要更改,却很值得商榷。比如,云南宣威县,被认为有“宣扬大汉天威”之意,遂被更名为榕峰县;但是呢,宣威县的前身是雍正五年(1727年)所设宣威州,已沿革200余年,当地百姓也已非雍正时代的土司之民,实无必要更改。且随意更名,也破坏多年来聚附在地名上的品牌资源。至1959年,因“榕峰火腿”海外出口不利,经国务院批准,榕峰县又改回了宣威县。②


  此一时期,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也是地名更改的一大方向。最著名者,莫过于“额菲尔士峰”被更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被更名为“冈底斯山”(1952年)。③


  第二次改名潮,是受《汉字简化方案》影响,章法很混乱


  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出台,又有大批地名随之更改。因为汉字简化本身乃是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手段,故当时在更改地名时,并未考虑历史、文化传承方面的问题。


  较为典型者,如“瑷珲”被更名为“爱辉”,只简掉了两笔,但却割断了该地名与1858年《瑷珲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至2015年,“爱辉”已被好几代人使用习惯了,却又改回了“瑷珲”。其他很多更改,也是章法混乱。如“邠县”更名为“彬县”(笔画反而多了)、“大庾县”更名为“大余县”(理由是“庾”字生僻,但“大庾岭”却又不改成“大余岭”)、“沔县”更名为“勉县”(理由是“沔”字生僻,但该县之来历“沔水”却又不改)、“鬰林”更名为“玉林”(“鬰”是森林繁茂之意,和“玉”八竿子打不到一块;“鬰江”、“鬰南”当时更名成了“郁江”、“郁南”,独独“鬰林”非要更名为“玉林”,当地又不产玉,简直是毫无道理可言)……④


  第三次改名潮,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


  1966年,一场更大的、深入街道巷陌的地名更改风潮袭来。在北京,张自忠路被改成“工农兵东大街”、赵登禹路被改成“中华路”,佟麟阁路被改成“四新路”。红卫兵们认为,“城区四个区是首都的心脏,应该‘红满城’,拟将西城区改为‘红旗区’,东城区改为‘红日区’,宣武区改为‘红卫区’,崇文区改为‘红光区’。海淀区大专学校最多,是文革的起源地,改为‘文革区’。……” 北京市委当时的口号是“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但红色地名不够用,在“学毛著胡同”、“防修胡同”、“灭资胡同”……都用过了之后,就只好采用一种省事的办法,从东单二条到前炒面胡同,按顺序被更名为“瑞金路头条”至“瑞金路三十条”;从交道口南头条开始,依次改为“大跃进路头条”至“大跃进路十五条”……据统计,仅文革初期,红卫兵就把北京的412条街道胡同改了名,占全市街道、胡同总数的8.6%。⑤


  北京不是个案。统计显示,文革期间,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有70条街巷被改名为“反修巷”、“文革巷”等名称;福州城区的街道名称,改动比例更是高达98.7%……⑥这种“地名一片红”的狂热,造就了大量的重名同音地名,地图、公章、招牌、路标、公文、出版物等不可能紧跟运动的步伐迅速更改地名,造成了办事找不到人、信件无法投递等诸多混乱。所以到1974年,北京市委终于不得不承认,当年的“地名一片红”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将绝大部分胡同改回了文革之前的名称,只保留了14条没有恢复。


  第四次改名潮,追逐经济利益,成功者少,很多成为了笑柄


  1979-1986年间,中国搞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这次普查,动用10万之众,历时7年,除纠正文革期间的地名乱象外,还获得了陆地地名550余万条,沿海岛屿、海域地名2万余条。普查结束后,自国务院而下至各县市,成立了“地名委员会”。


  新一轮的改名风潮自80年代末开始。这一次的动机是“发展经济”,所以更名者以城市居多。这场改名潮延续至今,经济层面成功者很少,云南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01)或许可以算作其一,但用外语词汇之汉语音译作为中国地名,终究显得有些奇怪。


  大多数地名更改,没有产生明显的经济效应,反引起无谓的争议。比如,1987年徽州地区更名为黄山市,市内太平县又更名为黄山区,给游客造成很大的困扰,也抹煞了“徽州文化”的存在;1988年灌县更名为都江堰市,辖内与青城山利益相关者即相当不满;2001年,为打周恩来故居之牌,江苏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但当地此前本就有一县级淮安市,结果游客去了后被“大淮安”“小淮安”弄得晕头转向,找不到周恩来故居。有些地名的更改,甚至可以算作笑话。比如,河北完县,其前身是金代之完州,寓意山河完固,本是佳名,奈何有外商认为“完”寓意“完蛋”,遂于1993年更名为顺平;辽宁铁法市,以金兀术曾在该地某山调兵遣将之传闻为由,竟将市名更改为不伦不类的“调兵山市”,沿用至今。⑦


  现下的第五次改名潮,应吸取教训,遵循“能不改者尽量不改”的基本原则


  现而今正在推进的这场地名普查与整治,预测或将成为1949年之后的第五次大的地名更改风潮。前鉴不远,有两点教训是值得吸取的:


  1、地名更改的基本原则,是“能不改者尽量不改”。


  地名存在的首要价值,乃是为民众日常生活服务。政治需要、文化回归之类的东西,都要靠后站。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地名的更改都会产生巨大成本。2010年底“襄樊”更名为“襄阳”,即有学者预估“修改各种地图、公章、证件、招牌等”行政成本将至少达1亿元,至于民众要承受多少成本,则未考虑在内(此次更名实际产生了多少成本迄今并未公布);石家庄市区划地名办则在2009年对外界透漏,如果石家庄要改名字,“没有10亿元人民币是完不成的。”⑧这些成本,最终会回摊到民众头上。网络上很多人以恢复文化传承为由,支持修改地名,但往往忽略了这种巨大成本。况且,为恢复几百年前的传承,而抛弃近几十年的文化、情感沉淀,得失也未必能够算得那么清楚。所以美国地名委员会的立场是:仅仅为了纠正历史错误或者回归历史传统,并不构成更改地名的理由。⑨简言之,能不改者就尽量不改。


  2、小区、楼盘名称变更与否,当以居民利益为依归,而非文化品位的高低。


  更改小区、楼盘名称,是这轮整顿的重点。确实,中国现在很多城市的小区、楼盘名称,存在着“大、洋、怪、重”的特点。像北京就有加州水郡、塞班假日、中海安德鲁斯庄园、特区808、DBC加州小镇……等。不过,楼盘名称,既是地名,也是财产,用学者陈耀东的话说,就是——“由于楼盘的不动产属性,使得楼盘的名称具有商品房的商业标识与地名双重属性。”⑩作为地名,需遵循《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不以外国人民、地名命名我国地名”。作为财产,需尊重业主意愿不得随意更改;一旦更改,业主需修改各种证件、资料(如房产证、房屋租售合同、银行抵押登记等等),影响生活、工作甚巨。况且,许多已建成的楼盘,其名称虽不合《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确是经过了地名主管部门的批准,才成为所谓的“标准地名”,楼盘也才能对外出售。当年批准,如今整顿,产生的行政成本以及对居民生活、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责任,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至于楼盘名称文化品位低下,实难构成其需要整顿的理由,正如李二狗愿意叫李二狗,只要不违背法律,是谁也管不着的事情。


  注释


  ①参见:《建国以来地名更改简表》,收录于:《1949-1985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P21-25。②《国务院关于同意将榕峰县改名为宣威县给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9年第29期。③《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关于“额菲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的通报》,人民日报,1952年5月27日。④《现行县以上地名中的异体字》,收录于《异体字规范字应用辨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390-392。⑤陈徒手,《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名修改内情》,《读书文摘》2014年第12期。⑥曾世英、杜祥明,《试论地名学》,收录于《地名学文集》,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测绘出版社,1985,P08-09。⑦《地名更名热》,《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12》,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组/编,商务印书馆,2012,P197-199。⑧参见:张宏伟,《襄樊更名为襄阳 一字之改成本过亿》,华商报2011年1月8日;《石家庄若改名 损失将超10亿》,解放网-新闻晨报2009年8月17日。⑨美国地名委员会官网:http://geonames.usgs.gov/ ⑩陈耀东/主编,《房地产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P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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