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余论坛 » 爱心公益 » 中国镉污染灾害初露苗头（大余农田土壤镉污染面积达5500公顷，严重污染面积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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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科技报 经常吃“镉米”及被镉严重污染的蔬菜、水果、饮用含镉量超标的水，长期积累，都可以出现镉的慢性中毒。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领衔的金属毒理课题组的一项成果表明：在我国，镉污染长期存在，一些地方近年还出现了加剧的趋势。 我国镉污染耕地面积为1.33万公顷，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并有11处污灌区土壤镉含量达到了生产“镉米”的程度。 □文/本报记者 罗中云 不久前，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乡新马村的罗少坤在未查出病因的情况下去世。“他就是经常觉得腿脚乏力，腹胀腹痛，到长沙的大医院检查，医生除了说肝肾功能不好外，也查不出究竟得了什么病。”罗少坤的妻子殷杏桃描述说。 就在罗少坤去世的当天，其大儿媳彭映群也开始腹痛难忍，当地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因此，罗家人猜测：全家人喝的地下水被污染了，因为隔壁就是一家生产摩托车大货架、前保险杠等系列镀镉产品的公司。 根据殷杏桃的描述，1998年，隔壁这家企业排放的废水污染了罗家的饮水井，致使井水颜色变成橙蓝色，经株洲市环保局检测发现后井水不能饮用。于是，这家企业在离罗家几百米处打了一个井，作为自来水分别给罗家及附近几家人饮用。 但是去年，罗家两个儿子罗习光、罗习纯两兄弟发现，自来水又一次变成了蓝色，当时兄弟俩的妻子和父亲罗少坤均有腹痛症状，便立即送到株洲市人民医院，诊断结果是食物中毒。 过后不久，罗家老少十几个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腹痛、呕吐、关节疼痛，母亲殷杏桃及儿媳出现乳房胀痛，镇政府将他们送到湖南省劳卫所医院化验，结果为镉中毒。 与此同时，村里又有数十名村民出现呕吐、晕厥等症状，由于怀疑这些异常缘于水污染，村民被安排集体体检，检查结果令人震惊：1100多名村民被诊断为尿液中镉含量超标，其中200多人被认定为严重超标。尿液中镉的含量标准参考值为小于5.0微摩尔/摩尔肌酐，大多数村民的检测结果则达到了15—30微摩尔/摩尔肌酐。 其实，在2006年初，湘江的株州段也刚发生过一场镉的严重污染：株洲市霞湾港清淤治理工程施工不当且未采取适当防范措施，造成湘江株洲霞湾港至长沙段发生严重水污染事故，导致湘潭、长沙两市水厂取水水源的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有人认为新马村的镉污染可能也是这次事故所致，而新马村及周边的一些村子因土壤水体等受到污染，生产的稻米及蔬菜、甚至家禽家畜，都没法再卖出去了。 此外，在江西省贵溪市滨江乡铜都村苏门村小组的村民在向媒体发去的函件中写道“我们地处贵溪冶炼厂以北。冶炼厂未建之前，我组水稻亩产700公斤，蔬菜是无公害、无污染产品。但是自从冶炼厂建厂以来，我组的农田、菜园逐年受到贵冶‘三废’的严重污染。监测结果表明，我们这里土壤含镉超标30倍，稻谷、蔬菜不能食用。” 苏门村的村民说，他们的农田本是红壤性水稻土，往年耕种只要管理得当，就能获得较好的产量。但由于农田已经被污染，种出来的稻米不仅人不能吃，就连牲畜都不能喂，所以现在没人敢再种田了。而村民对这种重金属中毒，一般前期只觉得身体不舒服，也查不出什么病，他们都“硬扛”，等到后来感觉严重了，再去医院看病治疗已经晚了。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金泰廙领衔的金属毒理课题组的一项成果表明：在我国，镉污染长期存在，一些地方近年还出现了加剧的趋势。人群中存在经常与镉污染接触的人，因此他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镉接触人员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筛查，以保护人们免受镉中毒。 “纯金属镉其实毒性并不大，但当它一旦在冶炼或工业生产中与其他物质产生化学反应，变成有机的镉化物，就会有很大的毒性。”谈起镉对人的危害，解放军307医院全军中毒救治中心副主任王汉斌教授这样告诉记者。 镉中毒，不仅在从事相关金属冶炼及工业制造的人群中容易发生，目前在中国一些地方，因为泄漏或不当的工业污水废气的排放等因素，出现当地的空气、水源、土壤中含有较高浓度的镉，土地种生产的蔬菜、水果、稻米等农产品受到镉污染，当地人群吃了“镉米”、“镉菜”出现镉中毒的现象。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给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镉污染问题严峻，每年由工业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的镉总量约680余吨。例如，湖北省某炼铜厂通过高达120米的烟囱每天都向大气中排放含镉废气，每年排镉量约2. 5吨，波及10公里范围，污染面积达13万亩，其中重污染区(土壤含镉量达1. 64mg/kg)为3万亩。在我国，个别高污染地区空气中的镉严重超标，直接吸入这样高浓度的镉空气就可造成家畜的健康伤害。 金属冶炼及工业制造通过对水体、土壤的污染，可能对当地环境及居民健康带来致命打击。陈同斌表示，据我国长江干流、黄河干流、淮河干流、珠江、松花江、海滦河和大辽河等七大水系、2 6个国控湖泊、水库的监测发现，长江水系的镉污染是仅次于汞的重金属污染物；黄河水系有16.7%的断面镉超标；淮河干流镉超标率16.7%；滦河镉平均超标率范围16.7%至83.9%，26个国控湖泊、水库中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镉污染问题。 与此同时，地表饮用水源中的镉污染也仅次于汞的重金属污染物，在对作为饮用水源的城市河流污染物监测中发现，城市河流有18.46%的河段面镉超过III类水体标准，9.23%河段年均值超过III类水体标准。由于镉的含量随季节波动较大，特别在枯水期，如不控制排放，镉污染将加剧。 上世纪40到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发生的“骨痛病”(主要是全身骨骼疼痛，人们总是叫“痛、痛、痛”，因此又称之为“痛痛病”)。调查后来发现，这是因为当地的土壤水源受到了镉的污染，污染土壤所产稻米含镉量超过1 毫克/千克，远远超过对人健康产生影响的米镉含量0.4毫克/千克。当地居民长期食用这样的“镉米”(每天仅从大米中就可摄入镉300-480微克)，并直接饮用被镉污染的神通川的水，才造成了所谓“痛痛病”的流行。 而目前在我国，也有一些地方生产的稻米因为被污染达到了“镉米”的程度。 据统计，我国镉污染耕地面积为1.33万公顷，涉及11个省的25个地区，并有11处污灌区土壤镉含量达到了生产“镉米”的程度，这些地区每年生产“镉米”5万吨。仅沈阳市张士灌区在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被污染的耕地已多达2533公顷，其中严重污染面积占13%，这些耕地上生产的农产品镉含量严重超标，稻米中镉的浓度高达0.4至1.0毫克/千克(已超过诱发“痛痛病”的平均镉浓度)，稻田土壤含镉达到5至7毫克/千克。 但是直到现在，张士灌区镉污染仍没有明确的结论。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重点实验室主任高增林告诉记者，张士灌区生产的每公斤大米里，含镉量达到或超过了一毫克，可以引起镉的慢性中毒了，但是当地把这些镉米都封存后，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见，那里现在大多已被搞成了开发区，最后怎么样了，也不太清楚。 前不久，高增林在北京开会，碰见从辽宁来的一些相关专家，高增林问他们张士灌区镉污染以及“镉米”现在有没有什么最终的结论，回答是还没有。高增林说，这是不应该的，镉污染如此严重，是该有个结论的。 据了解，张士灌区周边也有一些乡镇，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镉污染，大片大片的土地作为政府 “储备”用地被闲置起来，长满了野草。 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因为土壤水源受到镉的污染，也出现了大量“镉米”。 江西省大余县，农田土壤镉污染面积达5500公顷，严重污染面积占12%；广西某矿区生产的稻米中镉浓度严重超标，当地居民长期食用这种“镉米”后已经开始出现“痛痛病”的症状，经过骨骼透视后确定，很多人已经达到“痛痛病”的第三个阶段。另外土壤中的作物受镉污染导致“镉米”的地区还有上海川沙、广东广州和韶关、广西阳朔、湖南衡阳、湖南郴州等地。 环境中这些镉污染的来源主要与有色金属矿产开发、冶炼及其他工业生产排出的废气、废水和废渣有关，而我国的耕地大量使用磷肥，由于自然磷矿，具有相当高的镉含量，因此这些磷肥进入土壤，也加重了土壤中的镉浓度。此外，镉被广泛应用于许多工业部门，在电镀、制造合金、焊料、颜料、电池、雷达、电视机荧光屏、半导体元件、杀虫剂、塑科、枪械弹药等生产中用作原料或催化剂，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可向环境排放出含镉废物，城市污泥和城市垃圾的焚烧也可导致镉含量增高。 而从事相关行业的人员自然成了镉污染的直接受害者。据统计，我国职业性的镉接触引起的镉中毒事件时有发生。 广东惠州及江苏无锡的两家电池厂都曾出现被高度怀疑为镉中毒的事件，甚至引起了工人的集体抗议。王汉斌说，虽然最终都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职业性地长期接触镉，的确完全可能引起镉中毒的。 在他救治的镉中毒者中，多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生了镉泄漏，被吸入到了体内，因为发病急，称作急性中毒，它主要侵害人的呼吸器官，比如肺部，发病者往往会咽喉干痛、流涕、干咳、胸闷、呼吸困难，还可能头晕、乏力、关节酸痛、寒战、发热等类似流感的表现，严重者会出现支气管肺炎、肺水肿等病症，甚至可能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而由水源或食物等引起的镉中毒多为慢性发作，它会引起消化道黏膜的刺激，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严重的也会抽搐，这种经消化道吸收引起的镉中毒会引起人的肾、脾等器官的损害，还会出贫血、生殖功能下降等。像经常吃“镉米”及被镉严重污染的蔬菜、水果、饮用含镉量超标的水，长期积累，都可以出现镉的慢性中毒。 镉中毒除了引起痛痛病及身体系列器官的损害之外，本身其实也是致癌物之一，它能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恶性肿瘤。1997年以来，美国毒物与疾病管理委员会一直将镉列为第6位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物质。王汉斌告诉记者，根据职业病的诊断标准来看，当一个人尿液中镉浓度被连续两次测定在5微摩尔/摩尔肌酐时，就会被作为镉中毒观察对象了。 镉中毒不仅在日本及我国发生过，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曾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等国家由于锡矿资料不足，电气冷藏库的制冰器皿等以镀镉容器代用，就发生了不少镉中毒病例。英国也曾发生64起急性镉中毒事件，还造成其中10人死亡。 正因为镉对人健康所带来的这种严重威胁，国际上也对此展开了研究。联合国国际环境规划署(DNFP)和国际劳动卫生重金属委员会还把镉列入重点研究的环境污染物，世界卫生组织(WHO)则将其作为优先研究的食物污染物。 据了解，日本自出现镉污染出现“镉米”及“痛痛病”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镉中毒事件的再度发生。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镉及其化合物为有害物质。还规定食用糙米中镉含量的卫生标准是0.4 毫克/千克，凡所产大米的含镉量大于1毫克/千克的农田，一律划为“封闭区”，不得再种植水稻。 面对我国的镉污染，高增林指出，关键还是有综合的治理措施，比如像贵州赫章地区，那里有很多矿，在采矿过程中，因为缺少必要的保护措施，造成了那里镉的污染。那里采矿已有上千年历史了，大家都去把好的精品拿走了，剩下上千万吨的废渣不处理，自然容易对周边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了。 高增林认为，那些废渣里其实还是有不少有用的东西，如果把这些东西提取出来，剩下的按照环保的要求进行有效的处理，既能从中获取现实的利益，还能保护当地的环境。 陈同斌提出的解决办法则是要严格控制重金属含量超标的污水进入农田、菜地；改变镉污染土地的利用方式,通过种植特殊的超富集植物吸收并去除土壤中的镉，避免在镉污染的土地上种植生菜等容易吸收镉的作物品种，将菜地改为林地、苗圃、花圃等, 切断污染物通过食物链危害人体健康的途径；建立农产品产地和上市检验制度，对污染区生产的蔬菜、粮食及淡水鱼进行严格检验, 超标者不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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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木耳抗镉：现代社会中镉污染也很常见，如废电池中的金属镉，吸一包烟体内镉增加2~4微克。而黑木耳含有植物胶质，可吸附通过消化道进入体内的镉，使其排出体外。
韶关翁源县凡洞河段到横石水河段，由于30多年间的不断洗矿，排放镉污泥，造成部分河道升高2.5-3.5米，含镉污泥物多达240万立方米！镉污泥是一种历经千百年时间后，还会对人体有致癌威胁的物质，而且还会造成空气镉污染。上述河段沿岸的上坝村、凉桥村等10个‘癌症村’，已经10多年来没有出过一个合格的兵了！90%以上青年男女都有大三阳、小三阳！建议全封闭上述河段的镉污泥物，用水泥浆固化，以免影响珠江下游河段城市（广州、佛山等）水质；强制大宝山及其周边民采矿洗矿使用循环水，减少镉排放量；在含镉污水流经地段种植能吸收镉的植物——水蜡烛。 ——韶关市人大代表谢健明谈污染
来源：中国赣州网——赣州晚报 2005年8月24日 大余县新增加的深加工企业越来越多，成了钨砂集散地。 环保问题欠账太大，如今水源已遭受严重污染。但由于财力、制度等种种因素，该县的环保新旧包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甩掉，这就是“世界钨都”面临的环保难题。 记者在前往大余的路上看到，公路边小河里的水已呈黄色。在崇义与该县交界处还能看见小河边的选矿点正在运转，产生的废水直接排入河中，流到大余境内。在大余县自来水厂取水口记者看到，取水口出水量充足，河水清澈见底，附近植被良好。据介绍，此处的水质能达到二类水标准，但离县城约有6公里远，而县城附近的水又因被污染不能使用。在大余县西华山矿区的牛岗地拦砂坝记者看到，此坝上游的山坡到处堆满废矿渣，山上植被大多被破坏。在这些山坡所在的十几平方公里流域的出水口，有关方面筑起了一座拦砂坝，将上游来水“过滤”，使之变成可以作饮用水的清洁水。有关专业人员说这水都能达标，而且此坝的容积达60万立方米，能满足此矿区60年的需要。在另一个矿区记者看到，附近的许多山坡上都堆着废矿渣，山下的小河里沉积了大量从上游冲下来的砂石。据有关人员介绍，河上游有几家采矿企业，为了防治水污染，大余县要求他们在此处建一个拦砂坝。 据了解，大余地处章江上游，是矿产资源大县，素有“世界钨都”之称。该县共有采矿企业19家，冶炼企业2家，尾矿选矿企业20多家。钨矿的开采、选矿、冶炼使附近的大气、土壤、水源遭受污染，水土流失等次生灾害也经常发生。另外，该县建有两个工业园，入园企业近40家，对水的需求量很大，也对防治水污染提出了挑战。采矿选矿企业点多面广，很多小企业设施不完善，部分重点污染源超标排放，导致地表水尤其是县城附近的地表水在枯水期氨氮、总砷、总镉、总铅含量超过三类水质标准，重金属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 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大余又显得财力不足。记者发现，虽然该县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且还在努力，但与解决问题的现实要求还是差距较大。该县有关人员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提出：大余县四大钨矿当时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为当地留下了后遗症，大余的污染不光是该县造成的，希望能建立一定的补偿机制共同治理。有关专家也指出，虽然大余县城居民喝水能从远处引，但如果治理不力，以含镉、氟等物的水浇菜、养鱼等也会危及当地居民健康，而且可能危及南康甚至赣州城区的用水安全。
来源：中国环境报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出现一种怪病，患者表现为全身骨骼折断或弯曲变形痛苦不堪，重者长期卧床，日夜喊痛，故名“痛痛病”。经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实验研究证实，“痛痛病”是由于慢性镉中毒所引起，当地土壤及饮水中镉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患者体内镉负荷远远高于正常范围。“痛痛病”因此被确定为日本四大公害病之一。 镉主要来源于锌、铜、铅矿的冶炼、电镀、蓄电池、合金、油漆和塑料等工业中。职业人群镉暴露的主要途径是吸入，非职业人群镉暴露主要来源于食物和吸烟。镉是人体非必需且有毒元素，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 工业厂矿的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到环境中造成环境镉污染，从而使当地居民种植的水稻等农作物含镉量超标，居民长期食用被镉污染的粮食、蔬菜等，导致体内镉负荷逐渐增高，镉的不断累积，可使接触者产生各种病变。急性或长期吸入含镉烟尘可引起肺部炎症、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纤维化乃至肺癌。长期、低剂量接触镉主要产生肾脏病变。镉中毒时，肾脏对钙、磷的重吸收率下降，对维生素D的代谢异常，长此以往，可导致镉接触者的骨质疏松和（或）骨质软化；镉还可引起肺、前列腺和睾丸的肿瘤。 我国有几个典型的环境镉污染区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如贵州赫章铅锌矿镉污染区，江西大余、浙江温州、沈阳张士灌区镉污染区等，这些地区环境镉污染有的是由于对矿产资源的私挖乱采，有的是由于含镉污水的无组织排放。据环境流行病学者的初步调查研究，某些地区水稻、蔬菜等农作物含镉量严重超标，暴露人群通过各种途径的镉摄入量达到536.52μg／天／人，远远超过我国平均水平37～46μg／天／人、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限量57～71μg／天／人和日本“痛痛病”区的267～353μg／天／人。据调查，有的镉污染地区出现了镉污染所致慢性早期健康危害的个体，甚至出现了疑似“痛痛病”患者。 由于目前对“痛痛病”尚无特效疗法，患者发病后极其痛苦，多丧失生活能力。因此，预防该病的发生和及早救治是第一位的。环境一旦被镉污染，清除非常困难，故消除污染源、防止环境被污染是最根本的措施。
2007-09-01 来源: 新华社(北京) 记者近日在广东、江西等省份调查了解到，我国一些地区的土壤污染日益严重，特别是土地中重金属含量、有机污染物和农药残留严重超标，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也是很多污染物质的最后归属地。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中毒”越深，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就越令人担忧。 土壤“中毒”愈来愈深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曾主持了“广东典型地区土壤污染探查研究”的课题，其对珠三角和汕头、湛江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土壤污染已十分严重，尤其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珠三角的南海、顺德采集的土壤样本汞超标率分别达到69.1%和37.5%；顺德、中山等地的土壤样本镉超标率达到40%。珠三角土壤农药残留物、有机物污染等则广泛存在。 此外，部分地区农田重金属污染加重、面积扩大。据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介绍，1999年，广东省在对179个保护监测点近8.4万公顷农田的监测中，发现稻田重金属超标率高达70.9%。一些重金属污染区，土地根本长不出蔬菜和粮食，原来正常生长的农作物在超标的重金属作用下，被活活毒死。 就全国而言，土壤污染正呈加剧趋势。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土壤污染问题已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2006年7月，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正式启动，这次土壤“全面体检”总经费预算10亿元，按照规划，目前已进入野外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的实施阶段。在此之前，我国尚未组织过全国性有关土壤污染的调查。 土壤污染的三大源头 工业及采矿业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活废弃物排放，是土壤污染的三个主要源头。 记者在广东、湖南、江西三省土壤污染重点区域调查发现，这些污染“重灾区”的形成多与工业污染和矿区乱采滥挖、尾水尾砂乱排乱放有密切关系，有的已对周围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伤害。珠三角地区一些地方小型电镀厂、造纸厂、塑料厂等高污染企业的废弃物，很多都未经处理就排放，有害物质最后都沉积在土壤中。据广东省环保部门调查，目前，广东污水日处理能力669万吨，虽然排全国第一位，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仅47％，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只有83.87%。 按照规定，采矿要建有尾砂坝。正规企业的尾砂坝，要定期覆土、加沉淀剂，加水、种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民营企业在建造尾砂坝时偷工减料，有的根本不建尾砂坝。记者在江西省较大的钨矿产地大余县漂塘钨矿采访发现，当地一些民营企业乱采滥挖，洗砂废水、生活污水和尾砂就直接排入附近河流中。据江西钨业集团公司介绍，目前该地堆积在河谷中的废渣、尾砂达8万立方米以上，近几年下游河床已经抬高近2米，一遇暴雨，河水漫堤，沿河居民苦不堪言。 农药化肥过量施用也是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稻米生产大省湖南，农业部门调查资料显示，与1983年相比，湖南省近些年化肥使用量增长了约70%，其中平均当季利用率仅有约30%，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没有被吸收的农药，则大部分以大气沉降和被雨水冲刷的形式进入土壤和农产品中，造成农药残留污染。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特别是偏施氮肥，使土壤酸化板结，造成耕地退化和农产品硝酸盐污染。此外，一些地方畜牧养殖场废弃物排放量大、处理率低，也导致土壤“不堪重负”。 生活垃圾污染、城市垃圾下乡，也加速了农村耕地的“毒化”。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1.2亿吨的农村垃圾露天堆放，一些城市还经常将未经处理的垃圾往城乡接合部的农村一倒了之。 土壤污染严重威胁群众生命健康 “环境保护不能只盯着蓝天白云而忽略了脚下的大地。”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 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潜伏性、不可逆性等特点。目前，土壤污染对我国国民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巨大危害已经显现。据权威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农业和土壤修复专家认为，目前我国以占全球7%的耕地养活着22%的人口，耕地资源十分紧缺，而土壤一旦遭到破坏，修复十分困难。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尽早将控制污染与治理并举，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 令人担忧的是，虽然现实已经非常严峻，相当多干部和企业在追求GDP、追求效益时，对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认识。同时，由于经费短缺等原因，国内一些学者开展的土壤修复试验难以深度推进。 自1997年至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带领他的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对土壤污染治理的状况进行了调查，足迹踏遍湖南、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多个矿区。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来自香港，他舍弃香港优厚的待遇，来到一些土壤受到严重污染的农村，帮助村民进行农田土壤修复。但是，专家们的科研举步维艰。陈能场已摸索出了一套修复植物轮作技术，通过边生产边修复，最终达到粮食安全和完全修复的生态安全。他说，自己很想为农民做点事，但经费短缺，很多研究无法开展。陈同斌虽然已经找到能吸收砷元素的植物──蜈蚣草，并在湖南郴州建立了修复基地，但在推广时也面临经费短缺难题。 陈同斌说，与水污染、大气污染不同的是，土壤污染影响是根本性的，如果不加以有效防治，仅靠土壤自然恢复，一般需要两三百年。鉴于此，陈同斌、陈能场等专家呼吁，加大对矿产乱采滥挖的整顿力度，控制高污染企业、城镇和农村废弃物的排放，严禁国家禁用的农药在市场流通，从源头上防止新的土壤污染。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污染土壤修复资金扶持力度。政府部门应对重污染区植物修复推行补贴，提高全民参与受污染土地生物修复工程的积极性。此外，应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通过立法推动土壤污染防治的整体推进。（半月谈记者 徐清扬 李兴文）
